關於1776和台灣前途感

台灣統獨問題一向不為我所關注。本人是帝力與我有何哉的無政府思想者,不管是獨是統,好似跟我都無所關係,維持現狀是最不用傷神費心地懶人想法。
 
但今天在元氣鬱金香的Blog看到轉載的【《1776》和台灣前途–曹長青】一文,使我偏向支持獨立的一方,相較於訴諸歷史、鎮壓、情感等等的論點,訴諸自由民主、本土化、人民意志與權力等才是真得有實質權益與對當代,甚至未來能起大影響的論述。但舉例美國獨立戰爭,不知道是否真得能有相同的對等立論基礎?在精神層面是值得效法與學習,不過考量戰爭實際面,與美國獨立戰爭不同的是,當時戰爭是由單兵與單兵間的接觸作戰,武器與人員的決定戰爭勝負的條件約各佔50%,而現代戰爭則講究武器本身的效能,滅敵於千里之外,不論戰略與戰術都大幅的降低對於戰鬥人員的近戰需求,很難由精神層面彌補其不足;更遑論台灣的人民的精神層面更是每況愈下,由歷代台灣反抗運動都以失敗收場,可窺視一二。台灣獨立要成功,至少要有3/4的群眾支持,且能抵受住戰爭初期的武力恫嚇與承受損失,不為動搖。但是這點我想目前台灣政壇中鼓吹台獨的諸公恐怕都無法堅持,何況是惶惶大眾乎?倘若台獨不能在絕大多數群眾形成共識,終究也是一種自慰的想法。當然所有事,起頭總是需要擁有狂大熱情與絕對堅強意志的人,出面領導與鼓吹,憑藉個人魅力說服多數群眾,贏得一種精神層面的勝利,進而取得其他層面的優勢(金錢、外交等等)。
 

《1776》和台灣前途 (文/曹長青)

去年在民視的「頭家開講」節目中,就台灣獨立問題,我曾和台大一位心理學教授進行辯論。當時我強調台灣應走美國模式的獨立建國之路,那位教授反駁說,美國離英國太遠,能獨成;而台灣離中國太近,沒有可能。我馬上反問,東蒂汶距離印尼不是很近嗎,怎麼獨成了?這位教授則回答不了。

其實美國當年能夠獨立建國,距離英國遠近並不是主要原因。當年美國的情況和今天的台灣有很多相像之處,因而美國的獨立之路,對台灣有重要的借鑒意義。

最近一本寫美國獨立戰爭的書《1776》在美成為暢銷書,連續10個星期在《紐約時報》暢銷榜非虛構類排名第一。書名取自美國獨立年,記載當年美國獨立的艱難之路。一本寫歷史的書能上《紐約時報》暢銷榜首並不多見,主要因作者麥卡洛(David McCullough)是名家,這是他的第八本歷史專著,之前他寫美國總統亞當斯和杜魯門的傳記等,曾獲過兩次「普立茲獎」,兩次「全美圖書獎」。

除了他是名家之外,這本書也寫得引人入勝,翔實生動地記載了美國的建國先賢們,如何不畏強大的英國,勇於領導獨立建國的感人歷史。該書是從1775年10 月26日寫起,那一天,英國王喬治三世在國會發表演講,宣告對「美獨」必須鎮壓。麥卡洛在序言中說,1776「見證」著﹕那些少數的勇敢者,給美國建立了紀元,我們後人對他們必須感恩。

在美國獨立前,這個由十三州組成的英國殖民地,很多情況和今天的台灣類似。當時十三州是由各種移民組成,英國移民佔四分之三,因而他們不僅沒有自己獨立的民族意識,反而在血緣上、情感上將自己視為「美洲英國人」。正如在台灣,曾有很多人認為自己是「中國人」一樣。

英國外來政權的統治,使英格蘭文化佔主導。這也和台灣的情況相像,中國文化佔統治地位。即使今天,很多台灣的街名地名,還是蔣介石家族從中國帶來的。據報載,今天台灣的街道以蔣介石的名字命名的「中正路」還有150多個。當時英國的地名也被原封不動移到北美,如曼徹斯特、巴爾的摩、伯明瀚等鎮名,英國皇室成員的名字也被用到地名上,如詹姆士敦、紐約、查理斯敦、伊莉莎白等。北美的政府公文和民間交往,人們普遍使用英語。正如台灣至今還普遍使用北京話一樣。英國也有意文化統治,倫敦出版的《新英語初階》課本,在美洲的小學中使用多年。因美洲大陸開發較晚,沒有多少自己的文化歷史,因而他們只有接受英國的東
西。他們在意識深處把自己與英國人等同,認為英國是「母國」。在心理上,他們早就認可「一個英國原則」。

那麼美國人當年怎麼走出這個「一個英國」、「我們都是英國人」的思路的呢?他們採取的策略,和今天推動台灣獨立正名者一樣,也是兩路並走﹕民主化和本土化。當時的美國先賢,主要口號是反對英國暴政,要做自由人!通過自由意識,促成國家認同,和命運共同體的甦醒。

麥卡洛在書中特別強調了潘恩(Thomas Paine)的重要作用。潘恩是一位英國人,卻完全超越「大英國情結」,來到北美,鮮明而強烈地支持美國獨立,在1776年初,他發表了《常識》一書,強調美國獨立是天賦人權,是遲早要發生的必然趨勢;美國從英國「分離」是基於一種簡單的事實和「常識」——北美人民沒有必要繼續接受外來政權統治,解決英美危機的最佳途徑是美國獨立,在美國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。他呼籲人們與英國決裂,拿起武器反抗,獨立建國,把「一個與眾不同的獨立國家留給後代」。連「美利堅合眾國」這個名字,也是潘恩最早喊出來的,因而他被稱為「獨立戰爭的號手」。

當時美國才有250萬人口,潘恩的《常識》在三個月內就賣出12萬冊,最後銷售了大約50萬冊,是當時僅次於《聖經》、影響力最大、傳播範圍最廣的一本書。按其銷售和人口比例,等於今天在台灣有一本書賣了480萬冊!

其實潘恩在《常識》中強調的,就是奠定英美自由主義基礎的近代英國思想家洛克的天賦人權思想,但潘恩把它表述成一種常識化、口語化、淺顯易懂的文字,再加上他演說激情、富有煽動性,因而更容易被大眾理解和接受。潘恩的名言是:「你們這些不但敢反對暴政而且敢反對暴君的人,請站到前面來!」連美國的開國元勳喬治.華盛頓也是被潘恩的《常識》說服和打動,他給朋友寫信說,「我們必須和英國政權一刀兩斷」。

但當時美國內部並非都讚成獨立。在第一次十三州代表會議上,就分成統獨兩派,「統派」仍對英王抱有幻想,反對為獨立而戰。後來部分統派組成軍隊,和英軍聯手打擊華盛頓領導的獨立軍。即使在英軍被打敗從波士頓撤到海上時,還有一千多名效忠英國者,站在岸邊送行和哭泣。

對美國要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思想,則為當時北美十三州的絕大多數人民所接受。當時潘恩以及《獨立宣言》的執筆者傑佛遜等啟迪北美人民的主要方式,和李登輝前總統在他的新書《新時代台灣人》中所倡導的很相似,也主要是強調兩點,即認同民主價值、認同美國這塊土地,而不是追溯血緣、地緣。即使到今天,美國仍保持了當年的傳統,不管從哪裏來的移民,不管早來晚到,只要認同美國,接受民主價值,就是「美國人」!正如李登輝先生在他的書中所強調的,新時代的台灣人,不是根據地緣,更不是根據血緣,而是根據公民意識和社區意識。公民意識,就是要接受民主的原則,認同民主,才會成為公民,而不是暴民和順民;社區意識,就是要熱愛居住的土地,認同台灣這個國家。公民意識和社區意識,就是民主化和本土化的體現。

但當年美國的「兩化」之路,也走得非常艱難,因當時美國沒有任何正規軍隊,而面對的是大英帝國。當時美英的軍事差距,比今天台海兩岸大很多。華盛頓招募的獨立軍從沒打過仗,更無軍事訓練,用華盛頓的話說,「營地上全是武裝起來的老百姓,而不像是一支軍隊。」因而戰爭之初,華盛頓的獨立軍一敗再敗。最少時,華盛頓手下只剩三千軍隊,而英國僅從德國招募的雇佣軍就有一萬七千,正規軍超過三萬。

當時潘恩曾寫出第二本振奮北美人民精神的書《危機》,他宣稱「這是考驗一個人靈魂的時刻,那些堅守的勇士,應得到人們的愛和感激。」華盛頓下令向士氣低落的軍隊宣讀《危機》以振奮人心。華盛頓在日記中寫道﹕「那成千上萬還沒有出生的美國人的命運,在上帝之下,就取決於這支軍隊的勇氣和行動。」雖然華盛頓的軍隊不是正規軍,但那些勇敢地爭取獨立和自由的美國人,他們多會打獵,戰術靈活,是出色的遊擊戰士。他們強烈追求自由和獨立的精神使他們絕不向英軍屈服。正是這種精神,使華盛頓的獨立軍越戰越勇,最後反敗為勝,把美國獨立戰爭譜寫成「一部充滿反抗、失敗、堅持、勝利的英雄史詩」。

麥卡洛最近在美國電視上談論他的新書,比較華盛頓和傑佛遜兩人對美國獨立的貢獻時以毫無質疑的口氣說,當然是華盛頓,因為他直接領導了獨立戰爭;而且在最艱難之際,華盛頓獨撐局面,獨立做出重大決定,他的貢獻是獨一無二的。

今天台灣的局面和當年的美國非常類似,也需要傳播「常識」﹕第一個是,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,有權利正名制憲,使台灣成為一個完全正常的獨立國家。這個權利不屬於任何外來政權的殘余,更不屬於台灣之外的任何政治力量。另一個是,無論將來台灣和中國形成什麼樣的關係,台灣都不可能把總統府的牌子摘下來,換成省政府,只能是在一邊一國的兩國基礎上發展關係。這是一個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,也是台灣多數人民的必然選擇。就像當年大英帝國無法阻擋美國人民自己當家作主一樣,就像世界任何一塊土地上的人民都要主宰自己的命運一樣,台灣人民的獨立建國之路,也是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的。

(原載台北《自由時報》「星期專論」2005年8月28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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